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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|     “苟”了好几年到现在，姚昌晟终于敢说出自己的那个大梦想了          文｜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 苗诗雨          见习编辑｜张昊 编辑｜马吉英          图片来源｜受访者          作为海德氢能的创始人，姚昌晟始终把“第一性原理”挂在嘴边，如果从结果倒推，他似乎总能看到未来。         2021年前后，超300家氢能公司都以颠覆者的姿态入局，其中不乏巨头。很难想象5年之后，在“残留”的几家中，他创办的海德氢能在列。         有趣的是，他几乎在“反逻辑”地对待一切：大多数人想让氢能“上车”，他一家汽车主机厂都没见过，他觉得传统的石油公司才能给行业未来；“制氢机太成熟了，已足够好了”，这是行业共识，而他把不多的子弹全打在产品研发上，誓要破除这个“悖论”；一堆公司把寻找场景作为第一要务，建立了庞大的销售团队，而他执着于要做一家科技公司，100多人的团队绝大部分是研发人员……          要找出姚昌晟作为幸存者与其他创业者最大的不同，或许是他特殊的经历——清华博士、工程师底子、商业背景，兼具科学和商业的洞察力。对此他部分认同，懂技术让他没有“随波逐流”，商业认知则让他对创造价值无比敬畏。    　　8月19日，Moderna与默沙东宣布，双方联合开发的个体化mRNA肿瘤疗法Intismeran Autogene联合Keytruda，在高风险黑色素瘤Ⅲ期临床研究中取得阳性结果。         他还提到了特殊的一点——要去一线获取“真实”的东西。“它可能来自公司内部，是一个产品细节、管理细节，也有可能是使用场景的样子。”他说，“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能源产业，都跟它的能源禀赋和政策强烈相关，不到一线，你根本不知道长什么样，这些认知无法替代。　　资本市场迅速沸腾，Moderna当天股价上涨约177%，市值一天增加约440亿美元至696亿美元；默沙东也上涨超过12%。　　沉寂一段时间后，mRNA重新成为资本市场的高频词。”          今年上半年他飞了17万多公里，记者与他的采访在首都机场完成，当天还要飞往内蒙古兴安盟——全世界第一个实现商业闭环的绿色燃料项目将在那里落地。         这让他反而不是一个在管理上事无巨细的人。

二 | 　　mRNA技术因新冠疫苗进入大众视野后，随着个体化肿瘤治疗进入更关键的临床验证阶段，市场重新评估其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空间，中国也开始寻找自己的“Moderna”。　　其中一家mRNA公司很快浮出水面：新合生物。如果把公司比作他熟悉的热力学系统，他自豪于从外界获取了很多能量，包括订单、投资、供应链资源。他也沮丧于在内部，愿景价值观的传达和统一做得不够好，降熵好像总是慢半拍，“外部给予了我们远超预期的馈赠，我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外部”。         他阅读量极大，消磨航班时间的唯一方式就是读书；他有明确的“商业偶像”，乔布斯、马斯克、曾毓群、任正非，那些世界一流公司都是他不同层面的对标对象；他极度在意审美，不管是招人、产品设计，还是商业合作，乔布斯说的“最终一切取决于审美”，对他意义非凡；他也没那么在意市占率，“如果品牌和价值观传达到的那群‘听众’，并不会因为市占率而改变对你的欣赏，这才更鼓舞人心”……          AI和能源结构变化两件并发的大事件，让他看到了一场科技大爆发的前夜。而随着氢能在航运、工业脱碳两个关键场景的跑通，他认为“溢出”到更多领域只会越来越快。

三 | 　　对于周亚辉来说，这一天等了近十年。         在他的描绘中，如果海德氢能的路径正确，未来一定业务遍布全球。　　很多人熟悉周亚辉，是因为昆仑万维、互联网出海和AI天工大模型。他对组织的“膨胀”完全不焦虑，在一个坚定的“AI主义者”眼中，做一家AI原生的跨国公司，碳基和硅基或许从今天就要开始融合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过去九年，他还持续把个人资金、时间和判断力押在一家mRNA公司身上。

四 |          近日，海德氢能完成B+轮亿元规模融资，战略投资方为沙特阿美和海螺水泥。

五 | 前者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，后者是国内水泥业龙头，分别代表了传统石化能源领域和高耗能重工业降碳领域，正是绿氢完美的买家。

六 | 　　2017年，因为看到Dana-Farber癌症研究所Catherine Wu团队在《Nature》发表了一篇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研究：An immunogenic personal neoantigen vaccine for patients with melanoma。周亚辉专程飞到波士顿与相关实验室研究者交流。         “苟”了好几年到现在，姚昌晟终于敢说出自己的那个大梦想了。

七 |          “幸运”          姚昌晟学的是汽车动力系统，在清华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，师从国内顶级的汽车动力系统专家欧阳明高，本科期间就参与了电动汽车行业标志性的“十城千辆计划”，毕业后也一直在服务大众、通用、潍柴动力这样的汽车领域巨头公司。那时，mRNA还远未成为大众热词，个体化肿瘤疫苗更谈不上资本市场的热门赛道。         按照常规逻辑，他有足够的资格继续在汽车赛道折腾。回来后，他出资开始孵化新合生物。

八 | 　　九年过去，当这家公司真正走到临床阶段，周亚辉围绕新合投入的个人资金已累计约10亿元，他自己的身份也从最初的出资人，一步步变成了今天的新合生物董事长兼CEO。但他有做一家“科技能源公司”的执念，还有一个明确的判断——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下，科技公司的窗口期只到2025年，如果那时还没上桌，机会就很渺茫。

九 | 　　从互联网、全球化、AI到生命科技，他的职业生涯跨过多个产业周期。这一次，人们看到的是mRNA今天重新站上风口，而他下注的，是九年前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未来。　　01 只看“十年后的机会”　　访谈一开始，我们问周亚辉，看到Moderna消息时是什么感受。　　那天他刚开完会，打开手机，公司群里已有人发来Moderna股价截图，还配了一句话：“泼天的富贵来了。”　　周亚辉自己很平静。         3到5年的时间，对于他来说，值得赌一次。         为什么必须是“科技公司”？抛开技术研发出身，在他的商业观中，如果一个行业的主流技术已经很成熟，大部分问题被归纳到产能上，就没必要去做“饱和式”技术创新。

十 | “这个在我预料之中，只不过我不知道哪天来。”　　理解这句话，要回到2015年。那年昆仑万维上市，周亚辉开始系统寻找AI机会。科技公司的核心价值是把行业推向经济化，而坐上牌桌的前提，是它提出的新价值主张被普遍接受。         从这个角度去看，氢能一定在候选之列——绿氢当年的价格和理想中具有经济性的价格有很大差距。

十一 | 当时还没有如今的ChatGPT浪潮。“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悖论，假设产品足够好，为什么客户不赚钱？”姚昌晟认为当时的技术有先天性弊病，这是产品设计导致的，价值空间足够大，只是你能不能做到。

十二 |          但不一定是最好选择。那时，随着光伏、风电的普及，使得绿氢在各个国家经历了一波投资潮，每个创业者都在探索在大的工业尺度下，更清洁的氢能到底该怎么用。　　按他的划分，那仍是“AI1.0”阶段。

十三 | 他看过AI金融，也寻找其他应用方向，最后越来越关注医疗。　　2017年，他看到了CatherineWu团队关于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的研究。

十四 | 　　真正打动他的有两个词：AI，个性化。

十五 | 而在中国，汽车还是第一选择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惯性，自从氢能汽车在本世纪初出现后，过往二十多年，“氢能汽车”就等同于氢能。         而当创业者把大部分钱都砸进去时，面对的是锂电池的指数级扩张——从大巴车，到乘用车，再到卡车，以及非交通领域的储能，随着成本和性能的优化，它溢出到了太多场景。　　做互联网产品时，周亚辉已很熟悉个性化推荐，并形成一个判断，随着数据持续积累，智能系统会越来越深入地服务具体个体。　　生命科学把这种想象推得更远——先读取患者的肿瘤信息，再根据其突变设计药物。互联网里的“千人千面”，在这里变成“一人一药”。         “当这发生之后，氢能汽车就很难匹配了。”姚昌晟在2021年创办海德氢能的第一天，就明白汽车不是最终答案，他甚至没跟任何一家主机厂聊过，虽然他在汽车领域深耕多年。

十六 | 他还把大量精力放在产品技术研发上，很多人不理解：制氢技术不是很成熟了吗？连二级市场的投资研报都不把产品迭代作为行业变量，似乎它生来就是成熟的。　　“当时我见过的医药领域里，这是我看到唯一一个非常强调个性化的技术。         但海德氢能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创出了方形插片式带压电解槽。”周亚辉说。于是，他很快决定下场。2024年时，一台1000Nm3/h的设备，每月可以节省几十万元的电费，以至于方形快速成了行业主流技术路线。         事后复盘，姚昌晟几乎预测对了一切。他大量地调研和计算了绿氢的成本结构，研究各种抓手让它下降；他做好了思想准备，要扛住几波风潮，第一波是政策起风时的涌入，第二波要选对技术和客户，第三波则是靠规模化脱颖而出；他还坚定认为行业会出现运维商等新角色，使得氢能公司脱离制造业，有更大的资源禀赋，因为光伏、电动汽车行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……          这依然是一个“凶险”的决策，他说那时行业“迷雾重重”，他的决策跟大多数人大相径庭。　　做出这项选择时，赛道离成熟还很远。几乎所有与他交流的人都提醒，生物医药研发周期极长、投入巨大，失败风险也远高于互联网。现在他当然可以说“那时想明白的公司极少”，但在他原本的规划中，进入经济性区间的时间要接近2030年，“对于商业公司来说，商业化时间决定了切入策略，节奏会完全不同”。         姚昌晟的风格是“力出一孔”。　　周亚辉没有因此失去兴趣。清华读博期间，他休学创业，但科技一直是他最稳定的兴奋点：“越牛的事，越容易引起我的兴趣。”　　兴趣之外，还有多年创业形成的周期感。他习惯把科技产业的发展比作人的成长：出生、上学，再到真正进入社会。海德氢能初期就是一个装备商，而刚到2024年，在他的对外介绍中，公司已成了解决方案提供商。　　一项技术走到哪个阶段、下一步可能发生什么，他说自己对此“保持高度敏感”。追踪底层技术变化也早已成为习惯：“整个科学技术的演进，几乎是每天必读的内容。”　　回看周亚辉过去二十年的轨迹，会发现新合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前押注一个尚未成为共识的方向。　　昆仑万维很早就把主要市场放到海外。

十七 |          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天。

十八 | 2014年，公司在中国本土原创移动网络游戏海外收入中的份额位居行业第一；2015年成功在A股上市，当时境外收入占比已超七成。他把制氢机比作“芯片”，“客户真正需要的是一部手机、平板电脑，谁会想去了解复杂、难懂的芯片？”把各种各样的生态伙伴集成到一个解决方案中，不断通过项目案例验证，才能降低使用门槛，这就是他所说的价值主张。2016年，昆仑万维参与收购挪威浏览器公司Opera核心业务，同年又公开投资人工智能公司，周亚辉本人担任董事。　　从游戏出海、全球互联网平台，到AI，再到生命科学，他几次专注投入的共同点都不是追逐已经被证明的市场，而是在产业地图尚未清晰时，提前寻找下一代平台的位置。

十九 |          “商业模式很难被发明，这其实跟华为从‘卖盒子’到卖解决方案一模一样。”从制造业跨越到高端服务业，百人规模的团队在组织架构上的切换很顺畅，姚昌晟过去几年就像在玩一个拼图游戏，一点点把空隙填上。　　某种程度上，这也是周亚辉最鲜明的一种投资和创业习惯。         他还觉得氢能“生来全球化”，建了自己的工厂，“因为中国一定是第一个输出全套解决方案的国家”。但在2021年，没有人探讨何时能出海，隔年新冠疫情相对稳定，他第一时间就去德国参展了汉诺威工业展，“战术上是无法预测的，只要机会出现，就要立刻去做”。         在外界看来，海德氢能不断在变化，而且好像“幸运”地做对了一切。

| 但在姚昌晟的认知中，他是在适应整个外部环境的变化，“前进的道路还很长，只能说犯的错误没那么多”。

|          飞轮效应          行业对氢能的认知是逐渐清晰的。5年前，它只是“绿色低碳”的一个技术路线，这是个宽泛的概念。直到2025年，“替代化石能源”的定位逐渐清晰，“石油用在哪里？它用在重载航运上，也变成了工业品，这其实是在说使用场景。”姚昌晟说。         在2025年，氢能成为了新能源非电综合利用的核心路径。“指向非常清楚了，一定要拉动新能源的进一步装机和消纳，它跟光伏、风电是互补，而不是替代。别人沿着已经画好的地图寻找机会，他更习惯在新地图还没画出来时就开始行动。　　2015年，他也形成了一套关于自己这一代创业者的判断：“超过35岁之后，要赌十年以上的机会。”　　他的逻辑是，打车、外卖、团购、共享单车这类竞争高度依赖执行、速度和体力。”他提到，此前还是有很多从业者在幻想氢能才是终极能源，便宜到足够去颠覆其他能源形式。         行业逻辑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大转弯，押注错误的公司被淘汰，以至于行业有一种认知——氢能是个伪命题。

| 海德氢能却突飞猛进，因为姚昌晟从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了传统能源巨头上，而这些企业都排在世界500强名单的前20位。年龄增长后，成熟创业者继续与年轻人比拼这些，优势会越来越有限。         “我第一天就跟团队说，我们的最终客户没有太多人，而且可能要忍受5到10年的非经济性阶段。　　真正能持续积累的，是经验、资源、资本和对长期周期的理解。那意味着我们一定是做农民，而不是做猎人。

| 　　“唯一的解法，就是判断10年之后的机会。”　　当然，看得远并不会自然提高胜率。这是商业生态决定的，我们是一个to‘大B’的科技公司，要尝试去敲开每一扇门，当然你得到的拒绝肯定比认可多。”          他的一些做法看上去“异想天开”。周亚辉也强调：“看10年之后的机会是一种信仰，但你要建立相应的方法论，否则还是很容易死得很惨。”　　2017年的个体化肿瘤疫苗，恰好落进这套坐标系。

| 他关心的不是下一个市场有多大，而是十年后这项技术还重不重要，有没有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。他第一次去沙特阿美总部跟投资负责人交流时，对方根本没设置中国区，更是从来没在中国做过投资。但这个交易对于姚昌晟太重要，这里是支持整个中东地区能源转型的中心点，最后沙特阿美成了他的股东。　　02 最大的风口砸下来，他选择守住原来的方向　　周亚辉第一次真正为这项长期判断付出成本，是在2020年。

| 这一年，新合生物站到了真正的岔路口。

| 　　新冠疫情暴发后，Moderna、BioNTech迅速成为全球焦点，资本、人才、政策和生产资源涌入mRNA预防性疫苗。         中国石化、壳牌、道达尔……后来都成了海德氢能的客户，这群全球顶级能源公司也在不断地“训练”他——在产品、解决方案上更适配，也更能融入到全球的价值链条中。对已积累数年RNA技术的新合来说，一个近在眼前的机会出现了——做新冠疫苗。         “每家巨头的战略选择都不同，只有去跟‘CXO’级别的管理层沟通，跟实际业务部门合作，才知道接下来它打算怎么做。”姚昌晟说，这群公司在全球投入了巨量资源，也在“告诉”他该往何处去。         氢能的客户群体越来越明确，尤其是绿氢。　　团队内部认真讨论过。从商业上看，新冠疫苗面对共同病毒抗原，更易标准化和规模化，疫情又创造了全球最确定的需求；新合此前积累的部分RNA技术也能复用。

| 　　最终，这个方向被否了。最大的群体当然是大型石油公司，它们有着最本质的能源转型诉求，甚至还肩负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转型；第二部分就是资源集成服务商，它们并不是绿氢的最终使用者，但会将各种技术集成到一起卖出去，这就包括三菱、金风科技等。         氢能开始形成自己的生态体系，与光伏、风电等新能源体系的区隔也越来越大。

| 在艰难的博弈后，周亚辉始终没有同意转向，新冠是一场巨大的市场机会，但不是新合真正建立壁垒的地方。“之前很多人认为做个制氢机，复制就可以。他仍然想回答2017年的那个问题：mRNA能不能成为癌症个体化治疗的底层平台？　　对此，周亚辉给出了一句很有个人风格的解释：“预防性疫苗，我觉得不够牛。

| ”　　这个决定多少有些反常。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化学反应器，既有能源装备的特性，又有化工反应机的属性。”姚昌晟说，它前端是电力，中间是电化学，出来之后是化工，还包括制造端的精密机械，以及整个流程的软件系统。         尤其是他认为海德氢能已进入到“飞轮效应”：从使用场景，到数据，再到产品，正在高速地让这个体系更有效率。资本最擅长的通常是寻找正在形成的确定性，但当mRNA第一次真正变成全球超级风口时，周亚辉反而没有追进去。“客户把场景交给你，你就获得了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客户对场景的真实理解，以及积累的运营数据。谁的产品好，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个飞轮转起来。　　在他的价值排序里，个体化肿瘤疫苗技术挑战更高、长期价值也更大。         所以，能上牌桌的选手并不多，在他看来，氢能在未来也是一个极度收敛的行业。

|          “第一是商务和客户关系，这代表着黏性；第二是贡献的技术价值，这是由产品带来的；第三是服务能力，包括你全球落地的能力，以及本地化合作伙伴的能力。

| 还有一层原因来自多年创业形成的“时机感”：一个巨大浪潮如果最开始没砸中你，再追进去，往往已经失去最佳位置。”姚昌晟说客户对稳定性的要求，使得制氢机的替代成本极高，而且解决方案中早已不仅仅是氢能，在与客户的体系适配之后，更是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。         他也深度思考过新能源领域“泛滥”的同质化内卷，但在这个阶段，他认为氢能同质化速度要远远慢于门槛提升的速度，“哪怕产品迭代永远比竞对快12个月，我就能率先完成产业化”。

|          起初，姚昌晟异于市场的战略洞察，总是会被误解和质疑，但一次次“胜仗”，让团队快速进化。　　“别人吃肉，你再进去喝汤，喝得也不痛快。2024年中之前，这还是个典型的创业小组，他本人就是个项目经理。还不如耐着心，等下一浪。”　　于是，当Moderna和BioNTech站上全球舞台中心时，新合没有转向那个更近、更确定、商业回报也更清晰的机会，而是继续留在个体化肿瘤疫苗这条更慢、更难，也更漫长的路上。　　代价随之而来。

| 新冠疫苗后来给Moderna和BioNTech带来巨额收入，也完成了一次全球性的mRNA产业教育；新合则继续面对漫长临床周期、持续研发投入和遥远的商业回报。而过了那个节点，团队迅速进入体系化作战状态，产品和业绩也快速增长。　　对周亚辉来说，真正需要坚持的始终是，这项技术最终能不能长成一个足够大的平台。　　这次选择也折射出他的坚定信念。现在，他在探索以氢能为主的“碳基”和以光伏为主的“硅基”如何有一个深度融合。         “你今天多了一个选项，如果两个体系能融合好，商业化就是另外一个局面。”AI时代，技术可以让他变得更强，这让他兴奋不已，海德氢能未来或许不是传统制造业的扩张路径——把一个业务击穿，规模化之后，不断去复制。因为风口前敢下注很难，风口改变方向后仍守住原判断，同样很难。　　03  9年、10亿元，长期判断最终要用真金白银兑现　　长期主义最难的，往往是故事中段。         姚昌晟在这个圈子里见过太多想要改变世界的企业家，很多话乍一听很“虚无”，但他越来越明白对方在讲什么。“一个客户，也是行业大佬曾跟我说过一句话：我们这个事业就像修大教堂，可能要几个世纪。”简短的一句话，或许就是在说他和海德氢能的一辈子。　　方向刚出现时下注，容易有“押中未来”的兴奋感。难熬的是第5年、第7年、第8年——技术仍在前进，资本耐心却可能开始耗尽。

| 　　2020年12月，新合完成2.5亿元A轮融资；2021年12月又完成5亿元A+轮融资，继续投入RNA药物、新抗原疫苗和研发生产平台。几乎同期，中国Biotech融资环境开始降温，研发周期长、现金消耗大的创新药项目面临更强的退出压力。　　这里天然存在时间错配。周亚辉提到，很多人民币基金周期只有5到7年，而一款创新药走完临床往往更久。“对生物医药来说，5年太快了。”　　到2025年，新合部分外部投资人的基金进入回购期，公司仍处于高投入研发阶段。若拿出大量现金回购股份，研发资金会受挤压：投资人要退出，公司还要继续向前。

| 　　周亚辉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“如果我只做一个项目，我的钱只投一个项目，我是不是选新合这个个性化肿瘤疫苗项目？”　　他的答案很坚定：“如果只允许选一个，只做单选题，我就选它。”　　随后，他个人出资接下希望退出的投资人股份。从2017年孵化、多轮持续投入到2025年承接股份，周亚辉围绕新合投入的个人资金已达约10亿元。　　而随着投入不断加深，他和新合的关系也早已超出普通财务投资。最初，他只想做一个出钱的投资人；后来进入研发体系；再后来，他直接坐到了董事长兼CEO的位置上，全身心下场。　　“我本来不想干这活的。”他笑着告诉36氪。进入研发一线后，他发现做科技产品积累的能力可以迁移到研发方向判断、产品定义和项目管理中，并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。

| 　　周亚辉这样定义自己的角色：“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，我是一个technology和product的driver。更愿意推动技术和产品向前，把精力放在决定一家公司未来方向的核心问题上。”　　走到这一步，这笔持续八年的投入已远超普通财务投资的时间尺度。资金、时间、个人精力和职业角色，都被压在同一项长期判断上。　　时间是最残酷的东西，它会验证谁是真正的耐心资本——当前途未知，你是否愿意坚持你所相信的，你是否愿意把离开者的筹码全部接下来，继续前行。　　04 把二十年的能力，迁移到生命科学　　互联网创业者进入创新药领域，看似跨度极大。周亚辉理解这件事时，仍围绕几个熟悉的关键词：技术、数据、产品、个性化、工程化。

| 　　患者肿瘤先被测序形成数据；算法筛选潜在新抗原并设计成mRNA药物；药物进入患者后产生新的临床和免疫数据，再回到前端验证、改善算法。模型、实验、生产、临床，由此形成闭环。　　这套逻辑对周亚辉并不陌生。做互联网产品时，他已习惯用数据理解用户、用算法提高匹配效率，并通过产品系统持续获得反馈。　　生命科学只是把类似的产品和数据逻辑，放进一个难度更高、验证周期更长的世界。

| 　　2017年时，周亚辉无法预见今天的大模型形态，但已相信大规模数据会形成知识系统，智能应用最终会越来越个体化。个体化新抗原，恰好把AI和个性化连接起来。　　他的跨界没有停留在资本层面，而是逐步进入研发团队，参与技术方向、产品定义和项目推进，本身也是一段持续学习和迭代。　　过去二十年形成的产品经验、数据意识、技术判断、项目推进能力和全球视野，被逐步迁移进生命科学。面对新技术，他还会看它能否成为跨地区、行业和场景的底层平台。　　因此，生命科学并非一次突然跳跃。

| 行业变了，判断坐标没变：技术是否足够底层，数据能否积累，产品能否迭代，最终能否长成大平台。　　2022年以后，周亚辉大幅减少投资，把更多精力重新放回创业，“原因很简单，做投资太分散精力。

| ”　　访谈中，他多次强调一个词：“聚焦。”　　“一定要做减法。”　　当我们问他，现在真正聚焦的是AI加个性化，还是更具体的医疗方向，他回答：“AI。”　　AI已开始深入药物研发。周亚辉判断，大模型带来的“AI2.0”会显著提高药物发现和研发效率。科学最底层就是能量和信息，数据只是信息的一种表达而已。未来5到10年，更重要的是把高智能模型、实验和数据反馈接成完整系统，让数据持续推动模型进化。　　新合正成为他实践这套逻辑的具体场景。赛道在变，寻找下一代技术平台的方法却高度一致。　　05 八年深耕，新合走进真正的临床赛场　　所有长期判断，最终都要接受数据验证。　　2017年前后，周亚辉飞往波士顿并启动项目孵化；2018年，新合正式成立。2020年12月和2021年12月，公司先后完成2.5亿元A轮、5亿元A+轮融资，继续建设RNA药物、新抗原疫苗及研发生产平台，并推进临床探索。　　2023年3月，新合针对胃癌公共新抗原开发的治疗性mRNA肿瘤疫苗XH101注射液，其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CDE受理。它不是个体化疫苗XH001，但意味着此前搭建的算法、RNA药物和生产能力开始进入药物注册体系。

| 　　个体化路线的关键里程碑发生在2025年。3月，新合自主研发的mRNA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XH001的IND获CDE受理；6月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；10月正式启动Ⅰ期临床，由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共同牵头，面向根治术后复发风险较高的实体瘤患者。　　至此，新合从科研探索和IIT研究进入以药品注册上市为目标的正式临床开发。

| 八年前还停留在论文和技术判断中的路线，开始作为药物接受临床检验。　　个体化药物的额外难度在于，每位新患者都是一道新的研发和生产题。XH001与Moderna的Intismeran遵循相近逻辑，从患者肿瘤样本寻找突变，用算法筛选新抗原并设计mRNA疫苗，每个人拿到的药都可能不同。　　这要求研发和生产体系持续、稳定地重复同一套复杂流程。　　据新合披露，公司已累计为60余例临床受试者完成个体化疫苗生产，交付率100%，平均交付周期约10周；在已有病例中观察到疫苗诱导的免疫响应。　　这些数字尚不能证明最终疗效，真正的医学答案仍需更大规模、更严格的临床研究。

| 但它们至少回答了一道工程问题：“一人一药”的流程，能不能连续跑起来？　　完成一位患者的个体化药物体现科研能力。

| 连续为几十位患者完成设计、生产和交付，则意味着体系开始具备工程化属性。　　06　“中国版Moderna”的含金量，要看平台能不能持续跑起来　　个体化肿瘤疫苗的第一道核心难题，在mRNA生产之前。　　一个患者的肿瘤中可能有大量突变，真正能形成有效新抗原、被免疫系统识别的只有一部分。

| 靶点一旦选错，后续RNA设计、递送和生产都会失去基础。　　新合从早期就把资源投入这一环。其自主研发的NeoCuraAIALPINE肿瘤新抗原预测系统，用多组学数据、HLA信息和免疫数据筛选新抗原。据公司披露，预测准确率已提升至75%以上，并已建立符合GMP标准的mRNA药物生产能力。　　更值得观察的是，患者数据能否经过算法、药物和临床，再返回系统形成持续迭代的闭环。　　算法、实验、药物、生产和临床一旦连成完整系统，公司才有平台化空间；Moderna过去十几年的重要积累，也来自平台能力。　　对新合而言，如果闭环能持续成立，XH001只是首批产品之一；真正有价值的资产，是持续产生个体化药物的能力。　　这也是“中国版Moderna”需要接受检验的地方。

| 除了管线成败，更要看能否形成自己的mRNA前沿平台，把算法、研发、生产和临床验证持续连接起来。　　这种“本土”不只是生产地点在中国，更在于数据和疾病需求来自哪里。XH001目前Ⅰ期临床覆盖胰腺导管腺癌、胆道恶性肿瘤、肝细胞癌和胃癌等高复发风险实体瘤，其中肝癌和胃癌长期是中国疾病负担极重的癌种；更早的XH101选择胃癌切入，也与中国和亚洲人群的疾病负担有关。　　数据同样具有地域属性。新合此前披露，公司持续积累亚洲高频癌种的多组学数据，并据此寻找覆盖更广的公共新抗原。

| 　　对中国公司而言，能否基于中国患者数据和临床需求，形成自己的靶点发现、药物设计、生产和临床验证体系，尤为重要。目前，新合已把这套系统推进到正式临床阶段。　　八年走到今天，新合已经说明当初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里的技术设想，逐步变成一套能够真实运行的研发与生产体系。　　07 当答案还没有出现，他愿意继续做20年　　聊到最后，我们问周亚辉：回看过去九年，哪些决定真正改变了新合？　　他数了五次。2017年飞美国，2018年创办新合，2020年坚持个体化肿瘤疫苗，2023年亲自进入研发团队，2025年自己出资接下回购到期股份。　　五次决策指向同一件事，即在外部共识、风口和资本耐心变化时，坚持原来的判断。　　当然，长期坚持并不能保证成功。创新药失败率高，新合也远未到可以宣布胜利的阶段。周亚辉已经开始想更远的事。　　他认为，个体化新抗原可能只是AI与生命科学结合的序幕。下一步，AI还会从细胞表面走向细胞内部，理解更深层的生物学机制。　　他说，那可能是一件20年甚至30年的事。　　我们问他，还愿意继续做二三十年吗？　　他几乎没有停顿：“对啊。一直在这个领域，把这个东西继续做得更牛，不是更好吗？做其他东西，是为了赚钱吗？我觉得没必要。要做，就继续做10年、20年，做一名长期主义者。”　　最后，我们让周亚辉评价自己。

| 他说：“我就是一个对科技有非常浓厚兴趣的人。如果满分是100分，我觉得我可以到99分。

| ”　　而这，与他的实践相映照。回看这些年10亿元的投入、9年的坚持，市场共识几经变化，周亚辉的下注方向始终没变。　　这也是中国版Moderna背后最性感的故事：当答案还不存在，一个人愿意拿多少钱、多少时间，去相信自己看到的未来。

| 　　回望2017年，周亚辉飞到波士顿时，摆在他面前的其实是几个没有答案的问题：　　从每个人不同的肿瘤突变中寻找新抗原，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癌症治疗方式？　　mRNA能不能成为把这些个体化靶点快速转化成药物的合适载体？　　“一人一药”这种天然复杂、昂贵的模式，最终有没有可能被工业化，并服务足够多的患者？　　9年以后，Moderna率先替所有早期下注者回答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　　这条技术路线，是真的。　　剩下的问题变成了——谁能把它做得更快、更准、更便宜，并最终送到足够多患者手里。　　以及，中国公司能不能把这条路线真正做出来？　　如今，新合生物刚刚走到真正比赛开始的地方，对它而言，验证才刚刚开始。　　对周亚辉而言，这场始于2017年的长期下注，也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来自现实世界的答案。